台经院副院长:德国启示──翻转台湾的机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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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经院副院长:德国启示──翻转台湾的机会

从德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故事,应该可以给台湾发展一些乐观的成分;梅克尔凭藉着过人的毅力与执行力,按部就班落实完成政策。

日前参加一项测试,主题是对于未来台湾经济中长期成长的看法,方法是採德菲法(Delphi),透过三轮的答题,希望可以收敛看法。主试者告诉我,第一轮意见还有些歧异,但第二轮之后,乐观者仅剩我一人。

也许年轻一点的朋友感受比较不强烈,但像我们这些 1960 年代出生的人,见识过台湾经济成长稀鬆平常突破 10% 的年代,而后逐渐降至平均 6%,然后到 4%,然后到近 7 年来,不到 3%,结果,德菲法收敛意见,未来台湾经济成长也就只能在 3% 上下,怎不令人感到唏嘘。

的确,如果从人口、投资、产业发展、财政等统计趋势来看,未来台湾经济 3% 成长,恐怕都是高估。因此,我承认我的乐观,是有许多主观期待的成分,不过,这并不表示我的乐观没有客观的基础,台湾要扭转趋势,就必须要有很大的改变,从观念、政策思惟到执行落实,而明年政府换届,就提供了这样的选择机会,而这也是民主制度的优点。

德国 10 年脱胎换骨经验

目前台湾的处境,不得不让人联想到 2006 年之前的德国,财政赤字超标(超过马斯垂克条约之 GDP 3% 上限)、失业高挂在 11% 以上、投资不振、经济成长是欧洲主要国家最低者,因此被戏称为「欧洲经济病夫」。这些现象主要是东西德合併后,基于公平理由,财政大量补贴德东薪资,使得劳动市场机制失灵,再加上欧盟东扩,产业外移,政府必须付出更多福利支出,不仅失业问题严峻,也因此拖累财政。

2005 年 11 月梅克尔上任前,施若德政府也发现这样的问题,因此自 2003 年开始推动「2010 议程」经改方案,旨在从 3 项制度方面振兴德国长久以来低迷不振的经济情势:第一是降税;第二是就业市场管制鬆绑;第三是改革社会安全体系、减少财政负担。其结构改革重点包括:调整年金制度以因应人口结构改变、被保险人提高保险费分摊比率、扩大医疗机构合约可选择对象、减少阻碍失业人口重返工作的反诱因、将失业津贴与社会救助合併等。

更重要的是,2006 年后,梅克尔新政府除了再加码改革就业市场、整顿财政收支外,更推动政府重大投资,新政府认为创新与投资为促进成长与就业的两大关键要素,因此于 2006 年至 2009 年间,由政府投资高达 250 亿欧元于 5 项领域,包括支援研究发展,推动「德国高科技战略(High-Tech-Strategie Deutschland) 」方案,透过新的产业群聚政策,建立学界与业界的紧密网路;提高企业动产折旧率、企业免税额、老旧建筑物整建计画,以振兴中小企业及经济景气;以及提高交通建设投资、支援家庭方案与以家计单位创造就业机会方案等。

10 年后的德国,已成为全世界仅次于中国及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;2005 年德国失业率为 11.5%,高出整体欧元区 7%,但如今,当欧元区失业率还高挂在 11% 时,德国失业率已降至 4.7%。财政不仅足以因应经济运作,更有能力接纳叙利亚难民;在产业发展上,提出工业 4.0,已成为引领全球产业发展的典範及方向。

政策固然重要  执行力更是关键

从德国十几年来的发展故事,应该可以给台湾发展一些乐观的成分。事实上,德国因应危机的政策,就今天政策探讨来看,并无什幺惊人之举,但梅克尔凭藉着过人的毅力与执行力,按部就班落实完成政策。有人评论说,梅克尔的成功是奠基于施若德政府的改革,梅克尔并未否认,但她强调,她成功地解决了德国危机。因此,政策固然重要,执行力更是关键。

10 年前的德国问题,像极了今天的台湾,包括经济低迷、产业外移、投资不振、人口老化、年金及社福拖累财政,虽然在劳动市场上,台湾并没有失控的失业状况,但却面临薪资冻涨的另类僵固性。不管是左派或右派政党,都强调人道与公义,但因应的方式却南辕北辙,有的是以更严格的劳动规範来保护劳工,但德国却选择让劳工可以发挥价值的弹性政策。

相较于劳动鬆绑,德国更积极甚至锁定项目研发及投资,从 2006 年「德国高科技战略」聚焦 17 项高科技领域研创、2010 年「2020 高科技战略」整合聚焦为 5 大需求领域及关键科技、到 2014 年「新高科技战略──德国创新」聚焦数位化经济与社会等 6 大优先,无不具体规画及锁定需求及未来发展项目。

对比台湾,也可以努力翻转困境,例如鬆绑学校及其师生参与创业规範;放宽高阶及技术人才签证及移民条件;解决薪资所得高税率问题;完善天使、创投及 IPO 机制;以及从需求及未来设定产业发展项目,并成立(国家)产业发展投资公司投入资源。

10 年前德国出现第一位女总理,带领德国突破困境,10 年后的台湾呢?让我们拭目以待。